【文/网专栏作者 郭纯】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的李之藻经同僚介绍，结识了刚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后者的住所，一张悬挂于墙上的“世界地图”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李之藻科举出身，儒学功底深厚，三年前，他以万历戊戌科二甲第五名的成绩被“留京任用”。李氏平时“夙志舆地之学”，据说年少时曾立志将大明十五省绘于一总图上，认为世界尽在于此。所以当他看到利玛窦的地图地分两级，又划线分度，其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他理解的“世界”时，便立刻意识到自己所绘之图的局限，随即向利玛窦表示想学习这种“地道”之学。
李之藻（左）与利玛窦
李之藻并不是万历朝第一个对利玛窦的地图感兴趣的明朝官员。早在万历二十年，当利玛窦刚被获准进入大明国并定居在广东肇庆时，他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图就已经在当地士大夫中引起了不小轰动。
这张地图显然没有体现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圆地方”和“中国居天下之中”，世界被绘制成一个展开的球面，而大明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由于利玛窦并未在自己的札记中写明关于这幅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地图的确切信息，后世学者猜测这幅世界地图可能是佛兰德斯地理学家墨卡托利用圆柱投影法在1569年绘制出的世界地图。目睹此图的肇庆士人们没有仓促将其展示出来的信息贬斥为“邪说”，相反他们希望利玛窦能将这幅地图翻译成中文，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信息来进行判断了。
诸人中，肇庆知府王泮对此事助力甚多，在他的鼓励下，利玛窦着手重新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参考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地理书籍和多年来积累而成的笔记，翻译了各地地名，还创造性地作出了一个改动——在这幅地图上，利玛窦把原来经过当时的福岛（今天加纳利群岛的费罗岛）的本初子午线略去，原来在地图中居中的大西洋消失了，欧洲被移到了左边，美洲被移到了右边，大明国就这样出现在了地图的中央。
王泮对这幅地图爱不释手，他甚至亲自出钱刻印了好几份分赠亲友。南雄同知王应麟就得到了其中一幅。他对这幅地图也很感兴趣，还因此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年后，他迁任镇江知府，将此图带到江苏，还把它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应天府巡抚赵可怀。赵可怀也很喜欢这张地图，于是将其刻在苏州城外姑苏驿的一石碑上，又将这份地图的一个副本转赠给了南京吏部尚书王忠铭。
令人惋惜的是，利氏的“肇庆版”地图无论是王泮的刻印本还是姑苏城外的石碑，无一实物留存，甚至多年来，学者根本不知道它的题名究竟为何。不过这张地图应该在大明官场上流传甚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在自己的文章中记下了它的名字——《大瀛全图》。
万历二十四年（1596），利玛窦移居南昌，他继续之前的“地图外交”，努力扩大“西学”在明朝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力，减少天主教传教的阻力，顺带也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首先携带礼品拜访了驻跸南昌的郡王建安王朱多㸅和乐安王朱多焿，建安王与利玛窦的交情较深，他很喜欢耶稣会士赠送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就附有几幅地图。
利玛窦在南昌期间也绘制了多幅世界地图，其中一幅就被当时的士林领袖、白鹿书院的院长章潢收录到自己著述的《图书编》中。《图书编》洋洋洒洒共127卷，其中第29卷收录了名为“太西”，即利玛窦所绘制的《舆地山海图》和《舆地图》。从流传至今的刻本来看，其中《舆地山海图》用椭圆形投影法绘制，而《舆地图》则以正轴方位投影法绘制，从不同的方位呈现了前者。利玛窦应该参考了地理学家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绘制。而且与肇庆版地图一样，他把中国放在了地图的中央；另外，随着他对东亚历史地理了解的逐渐加深，这幅地图上出现了较为准确的东亚地理名词，如兀哈良、泰宁、昆仑、海南岛等。
章潢和利玛窦彼此都颇为欣赏，章潢认为利玛窦熟习中国经典，谈话间引经据典，尊称其为“泰西子”。利玛窦则因传教事业屡次官司缠身，他看重章潢善于阐释中国法律含义，以及他在当地士林中的地位，尊称章为“南昌城的索伦”，私交颇厚。
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任南京吏部主事的吴中明请利玛窦对他以前的世界地图进行修改重绘。此图完成后，题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以吏部公费刊行此图，流传甚广，其中有一份为贵州巡抚郭子章所得。郭子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很多关于地理的论证都是“以书证书”，而利玛窦的地图是“以图证书”，很是难得。但他认为这份地图尺寸太大，不便更深入地传播，因此专门为此图定制了缩刻板，使其可以收录于书籍之中。
《山海舆地全图》，明·王圻《三才图会》版，1609年刻本。《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曹婉如[等] 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版(图版222)
没想到郭子章真是一语成谶，1600年版的《山海舆地全图》原图和缩刻版都已佚失，但尚有摹本可以稍见其貌。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的冯应京虽从未见过利玛窦，但“神交已久”，曾为后者的《天主实义》和《交友论》作序。他个人对天文和气候方面的知识很有兴趣，此时正参照《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汇编《月令广义》一书。在此书的卷首，冯应京就收录了《山海舆地全图》与吴中明为其写的序言，以及利玛窦亲撰的图说。而《月令广义》收录的这幅摹本又被同时代的王圻收入其所编的类书《三才图会》中。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终于得以正式以西方随臣的身份进入北京，他随身带了很多礼物献给万历皇帝，其中就有奥特利乌斯绘制的《地球大观》一书。他希望这部印刷精美的地图册能赢得皇帝的好感，帮助朝廷认识到世界之大，进而对“外夷”的态度有所改观，助力其传教事业。虽然这些理想都没有实现，礼部的官员甚至想直接打发他回国，但利玛窦长期以来同士人结交的策略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许可，在北京住了下来。
就在利玛窦定居北京的第二年，李之藻鼓励利玛窦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并承担了一部分的绘制和翻译工作。万历三十年（1602）秋，两人绘制成功《坤舆万国全图》，随即刻印刊行，深受士林欢迎。万历三十一年七月，由于李之藻升任福建学政，地图刻板随其被带回了杭州老家，《坤图》无法再行刻印，致使“大都多方士闻而未见者，誓惜弗宁”。因此，利玛窦又应参军李应试之邀，另绘制了一幅名为《两仪玄览图》的世界地图。
1602年的李之藻木刻版由6条屏幅构成，每条屏幅高1.79米，宽0.69米，拼合起来的总长度为4.14米，总面积7.14平方米。原图用黑色线雕印刷。地图的两边和图中空白的部分有利玛窦所写的序和解释说明文字，还有吴中明、李之藻等五人所写的题识。在地图的四角，还有四幅小图及相关的解说文字，分别是右上的《九重天图》和右下的《浑天仪图》、左上的《赤道北地半球制之图》和左下的《赤道南地半球制之图》。另外左上靠中还有《日食图》和《月食图》，左下靠中还有《周天黄赤二道错行中气之界限图》。
《坤舆万国全图》，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贝尔图书馆藏本；此幅六屏幅完整（三枚耶稣会印章被刮去）
《坤舆万国全图》，日本宫城县图书馆藏本；此幅六屏幅完整（存三枚耶稣会印章）
现存的李之藻原刻版《坤舆万国全图》共有7件，均藏于国外。其中梵蒂冈图书馆藏有2件，均是由耶稣会士从中国带回欧洲的。日本有3件，分别是京都大学藏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内阁文库藏本。另两件分别是法国私人收藏家藏本和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所藏残本。除原刻本外，《坤图》还另有所谓的“清初刻版”3件，彩色摹绘本6件，分藏于世界各地。
与《坤舆万国全图》相比，《两仪玄览图》的尺寸更大一些，由8幅条屏组成，高1.98米，通宽4.44米。这两幅地图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但四角的图画和论述的文字有了变化：右上为《十一重天图》，右下为《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左上为《天地仪图》，左下为《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另外序跋题识的文字也有很大不同：利玛窦新写了落款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年跋文，还写了一篇《南北两半球图识》。中国人所著的题识变动更多，除了吴中明一篇与《坤图》相同外，其余6篇均为新作。作者分别是李应试、冯应京、阮泰元、侯拱宸和常胤绪。
《两仪玄览图》在流传的版本和数量上无法与《坤图》相较。目前存世仅发现两幅，分别收藏于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和中国辽宁省博物馆。其中韩国藏本源自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黄中允在1620年带回，辽宁博物馆的藏本原在明代为辽宁都指挥司所有，可能作为抵抗后金的军事地图所用，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缴获此图。后金定都沈阳后，此图又一直收藏于沈阳故宫中。从整体上讲，这两个版本都完整地保留了地图的原貌，但辽宁博物馆的藏本漫漶和缺失的痕迹要多一些，通过这两者的相互补充，《两仪玄览图》的信息基本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两仪玄览图》(仿制版)中新网 孙昊声 摄
实际上，若无如此多的晚明官员与知识分子参与到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绘制、刻印、传抄、评介中来，像《坤图》这样庞大而精细的地图是很难留存至今的。为何有如此众多的晚明士人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青眼有加？我们也许可以从观看者和制作者两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是吴中明，作为主持《山海舆地全图》刻印，又为《坤舆万国全图》撰写序言的人，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坤图》序言中，他先将中西的地理理论做了对比，以邹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儒提出了所谓的“大九州说”，但对于这个大九州的具体方位，只是作出了笼统的概括，并不精确。而利玛窦来自遥远欧罗巴，由于该地人士“皆好远游，时经绝域，相传而志之”，利氏的制图来自第一手的资料，相比之下显得较为可靠。尽管在文末，吴中明也承认自己对利氏所著的“天与日月星远大之数”理解并不透彻，但他依然相信利氏理论“或自有据”，因“载之以俟知者”。
而李之藻则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去证明利氏代表的西方制图技术的合理性。他在《坤图》的序言中，回顾其绘制过程，坦言自己年少时绘制地图使用的是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流传下来的“画寸分里”之法，但将此图与《大明一统志》中的记载对比，“所载四履远近亦复有漏”。而从利玛窦那里了解到西洋的制图法——“地以小圆处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东西则交食可验，每相距三十度者，则交食差一时也。”即经纬分度的计算方法，李之藻对此进行了验算，证实了其正确性，这促使他直接参与了绘制和翻译《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在札记中也记载“李存我（李之藻）……为一极具才智之博士，……与他人所难为信从者，均易于领会，于是乃与吾人密契无间，遇公务不羁身时，即渴欲研究是项科学。”
在札记的原文中，利玛窦用拉丁语“questa scientia”表示“是项科学”，即李之藻自谓追求的“万世不可易之法”——与天体有关的术数运算，他确实在多年间致力于“此学”。自完成《坤图》之后，李氏先是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译出版了《浑盖通宪图说》，之后又在崇祯元年（1628）出版了自己独立完成的《天学初函》。
李之藻《天学初函》
纵观利玛窦在华二十余载的制图历程，从最初在肇庆引发轰动的《大瀛全图》，到集大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每一幅地图的诞生都伴随着一部分开明的中国士人的努力。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涌入，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之外有一个庞大的世界，除中国文明之外，还有另一种西方的文明，它有很多中国传统知识所不具备的内容，没有理由去排斥它们；相反，像吴中明、李之藻这样的士人还要了解、接受、学习乃至会通这些知识，让它们在已经有些封闭的中华帝国中流传开来。
尽管利玛窦的初衷是借地图开启传教之门，但其意料之外的遗产，为中国知识界推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户。虽然随着明清交替和清初禁教，这种地理学上的求真精神曾一度沉寂，但这些巨幅地图及其残本，依然静默地记录了那个地理大发现时代与晚明实学思潮交汇的辉煌瞬间。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证物，更是两种文明在相互凝视中，试图理解彼此、理解世界的最高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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